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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混蛋”之死

2019-02-03 03:37http://www.baidu.com四川成人高考网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特别是最后一幕,除去在座的几位当事人能说得清楚,其他的众多传闻大都是杜撰。”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特别是最后一幕,除去在座的几位当事人能说得清楚,其他的众多传闻大都是杜撰。”

  1968年夏天,在文革最高潮时,北京发生了“小混蛋事件”。多年来,经由王朔小说、电视剧《血色浪漫》等文艺作品的演绎,这一事件已成为江湖上的传说,至今仍众说纷纭。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特别是最后一幕,除去在座的几位当事人能说得清楚,其他的众多传闻大都是杜撰。”曹都都告诉笔者。

  在2008年到2013年间,笔者多次访谈了事件的核心当事人王南生,重要参与者刘沪生、江小路,见证者王冀豫、曹都都等。当年,他们大都是北京“三校”(翠微路中学、育英中学和太平路中学统称“三校”,其生源大部分是部队大院的孩子)的老。

  笔者试图寻找死者周长利(即“小混蛋”)的亲友,遗憾的是未能联系到,只能根据能接触到的现有材料,呈现另一方的陈述和观点,以尽可能真实地还原这一事件。

  文革发动前夕,在授意下,周恩来成立并亲自主持了保密级别甚高的“首都工作组”,甚至、都未能与闻。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保卫首都”,下设七个小组:部队指挥组、治安组、清查组、电台(清查)组、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监狱看守组、外事侨务组。之后北京出现的打流氓、抄家、遣返等,都可从这一初始布局中找到依据。

  1966年8月初,北京发生流氓用刀刺伤47中及砍伤外交人员等事件,被定性为阶级报复。之后,北京出现了流氓的高潮。

  在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授意下,凡是在公安机关“挂了号”的、哪怕只有轻微犯罪行为的人员,都由基层派出所提供名单、地址,由抓到各个学校,实施“群众专政”。在这一过程中,多人被打死打伤,这一事件被称为“打流氓”。

  由此,老(又称“老兵”,指文革初期成立的组织的成员,以干部子弟为骨干)和“流氓”之间结下了梁子,为日后双方的打群架埋下了伏笔。

  曹都都记得,仿佛一夜之间,他的父母成了黑帮。他家所在的海军大院里,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大都遭受了批斗和关押,靠边站了,还不时传来谁谁受虐致死的噩讯。王冀豫回忆,他所住的空军大院里,家里的大人不是被隔离审查,就是出去“三支两军”了,很多家庭只剩下“留守儿童”。

  老自己的组织曾经风光一时的“纠察队”和“首都中学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等,也先后遭到中央文革。一群奉旨造反、制造“红色恐怖”的未成年人,被挑唆和利用完毕后,摇身一变沦为“可教育好的子女”。“那种沉舟侧畔的感觉,当时的民众也许很难理解。”曹都都说。

  这些少年身上开始躁动着一种无法无天的暴力倾向,成群结队游荡街头,打架斗殴。

  王小点,大名王南生,1949年出生于南京,其父王文轩曾任国防部五院(七机部前身)副政委,开国少将,文革后出任中纪委委员。

  在部队大院中长大的王南生,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不能欺负人但绝不能被人欺负,要打架就要打胜。曹都都说,他们在外行动,常常是群体而上,谁胆怯或是不敢出手,回到院里便会被奚落甚至孤立。

  文革开始的1966年,王南生在北京翠微中学初三读书,1米8左右的个子,是学校的篮球健将。8月,他和另外6个同学在翠微中学发起成立了。“那时候,中学生比大学生有战斗力,初中生比高中生有战斗力。”他说。

  失势之后,老兵们开始到处捣乱。按王冀豫的话,他们虽然不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了,但是还可以收拾流氓。

  1967年5月29日,成立一周年的时候,老兵们在广场召开纪念大会,有组织地喊出口号:“流氓!打倒流氓!”

  不光是老兵们,在“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等最高指示的不断煽动下,几乎各个阶层都被唤起了暴力的潜质,特别是“痛打落水狗”式的群体暴力倾向。

  经过“红八月”残酷打击的玩主(又写作“顽主”),休养生息,开始复苏。他们以地域为界,形成了一个个“码头”,并开始了彼此之间的兼并和冲突。

  “小混蛋”本名周长利,为北京西城区积水潭、新街口一带平民子弟玩主的首领。根据《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1968年的北京江湖》,周长利的父亲因建国前开过铁匠铺,家里被归为资本家,一家8口住在德胜门城楼与西海之间的一个简易楼里。周长利的出名并非因为打架凶猛。他身边的二号人物边作军说,领头人一般是不动手的,“他只要说一句,我新街口小浑(混)蛋,报过了名,我们就往上冲”。周长利善于策划和组织,名气越叫越响。

  “小混蛋”的另一左膀右臂、后来曾写作《天字》系列小说的王山(网名“四横竖”)认为,“红八月”过后,社会出现了一种对老的再造反心理。但起初,由于老兵打流氓运动的余威尚在,顽主方面羽翼未丰,双方基本井水不犯河水。双方的第一战,发生在1967年的6月,地点在西单闹市。

  据王山说,事情的起因是:前一天,周长利等人第一次进到属于老兵传统地盘的新侨饭店吃饭,遭到讥笑。当天,他又因戴了墨镜(这被认为是的专利),在西单商场里被老兵羞辱。怒火中烧之下,周长利不问青红皂白把35中的老卫×打得头破血流,还抢走了他的军装和鞋。

  这之后,双方冲突不断。根据《1968年的北京江湖》一文,边作军称,在月坛公园,周长利带着两个人靠苏式武装带突围,七八十个老没拦住。在紫竹院公园,周长利一方以10人对付80多个,不但以少胜多,还抢了对方11辆自行车。

  但在王南生等看来,这纯属无稽之谈。据他们所知,当时北京没有发生过这等规模的打群架,否则他们“早灭了小混蛋了”。

  1968年6月间,几天内接连发生的三件事,就与“三校”这个群体直接相关了。

  第一次是刘沪生和几个朋友到北海公园划船,结果有人被抢去了军装,还被钢丝锁打破了脑袋。

  事后,小邱子带了一个人来到北大医院,塞给刘沪生50元钱。“当时50元钱比工人一个月工资还高呢!”刘沪生说。他问小邱子是谁干的,小邱子不说话,说:“这事就这么算了吧!”

  后来刘沪生才知道,那天跟小邱子一起来的,就是“小混蛋”,他来查看情况。那是刘沪生头一次见到“小混蛋”。

  不久,刘沪生和姜晓军、苏新民在西四一带理发,姜独自出去买冰棍,看见小邱子,打招呼间,对方一群人围了上来,问他:你哪的?姜反问:你们哪的?那伙人说:我们是“小混蛋”。姜说:我是“三校”的。那伙人说:叉的就是你们“三校”的!

  话音没落,一人从背后给了姜晓军一刀,捅在了肩胛骨上,另一个给他大腿一刀,捅断了一条肌腱。

  王南生与姜晓军相熟,得知消息后去看他。在他看来,“叉的就是你们三校的”,这是在公然向老兵挑战了。他把身上的钱都给姜晓军留下了,还撂下一句话:“晓军,你好好养伤,我一定给你报仇!”

  冤家路窄。仅仅在第二天或第三天中午,还是在同一个地点西四丁字街,双方就狭路相逢了。

  对方用刀顶住王南生的后腰,双方口角了几句,但没动手,本来都要擦肩而过了,王南生突然听到弟弟王毛点的喊叫,扭头看见弟弟正被追打。他把自行车一扔,拿起车上的钢丝锁,迎面冲了过去。

  据边作军回忆,他当时从旁边一个木箱子上卸了一根抬把,迎面朝王南生抡过去。

  混战时,周长利一直没有动手,双手叉腰,独自站在路边观战。打完架,王南生走到他跟前问:“你就是小混蛋?”周长利很沉稳,没动,也不说话。

  “你记着,三天之内我要不碎了你,我那个王字立起来写!”王南生说。

  当天傍晚,王南生和刘沪生等人去西城公安分局报案。警察提到,他们正要找小混蛋找不到。王南生说:“那好啊,我们帮你们找。找到之后,把他送到你们这儿来,可以吗?”对方表示欢迎,但提醒他们,不能打人,可以自卫。另一个警察还补充道:“你们只要不打死他就行。”

  因为衣服上都是血,王南生没敢回家,在学校过的夜。大家分头串联,邀约各大院的老兵,第二天一起去找小混蛋算账。

  据边作军回忆,当天周长利教训他们:要打又不往死里打,人家肯定要回来寻仇。得,明天咱玩去,躲开他们。

  边作军记得,那一天是1968年6月24日。早上,他和周长利等8个人按约定在北京动物园集合,先在早点铺吃饭,准备饭后乘车去香山。因是出去玩,他们没带家伙,还带着吉他。

  王南生清楚地记得,那就是在报案后的第二天。曹都都则记得,那是个星期天,亨得利表店在文革中首次开始卖进口手表。他去排队为家里买表,因此错过了集合时间。

  集合地点在王南生所在的翠微中学。早上,老兵们陆续赶来。“小坛子”(姓谭,其父时任工程兵副司令)也来了。“那时候,我们这帮三校的人对小坛子印象不大好。因为小坛子经常跟小流氓混在一起,和小混蛋也很熟。”王南生说,“那时对那些不入流的干部子弟,我们也照样动刀子。”因此,他故意当着小坛子的面大声说:“今天谁也别给小混蛋说好话,谁要是给他求情,别他妈怪我翻脸!”

  出发时,大概有二三十人,骑着自行车,带着家伙。一路上,城里的老兵们不断从建工部、国家计委、物资部等大院里出来,汇入车流。据说,最多时达到一二百人。

  刚开始,听说小混蛋可能在北海公园一带,队伍涌向北海公园方向。后来又听说,他可能在北京动物园一带。于是,后队变前队,都往动物园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