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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与与木兰秋狝

2018-12-13 04:14http://www.baidu.com四川成人高考网

  给大家奉上我最近研究的一点心得咩,这篇论文已经发在《紫禁城》了,但是由于编辑要求发的是没加脚注的,略遗憾,这里发上原稿,请大家批评指正!

  【本文纯学术,涉及康熙末年储位斗争的部分,可能有些花痴粉接受不了,请绕道咩,谢谢】

  木兰秋狝,是清代前中期一项重要的带有很强政治意味的军事演练活动。清代的康熙、乾隆及嘉庆三位皇帝均多次巡幸塞外并主持木兰秋狝,故而学界针对木兰秋狝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三朝。而在康乾两朝之间的雍正皇帝则往往被人忽略,就像人们提起康乾盛世总是省略了雍正一朝一样。虽然雍正一朝由于多种原因而未举行过木兰秋狝,但雍正皇帝在继位前曾多次扈从其父康熙北巡并参与木兰秋狝,其继位后的政治斗争也与木兰秋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本文将以雍正皇帝胤禛为研究主体,究其与木兰秋狝之间的联系。不足之处,还请见教于方家。

  雍正皇帝原名爱新觉罗·胤禛,在其即位之前,也只能称其为胤禛。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皇四子胤禛第一次扈从康熙皇帝巡幸塞外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其最后一次随驾塞外,这三十六年间,他有二十四年都是陪伴在其父皇左右,因此他可算是木兰秋狝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在其传世的诗文中,有不少是描写秋狝行围的,兹摘录两首以窥当年盛况:

  从胤禛的诗中,我们可以获悉,当年行围的场面十分壮观。另据曾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随侍康熙皇帝北巡塞外的天主教传教士张诚所说,康熙皇帝的皇子们“身背箭筒,手挽弓弩,时而奔驰,时而勒马,显得格外矫健,他们之中的每个人,几乎没有一天不捕获几件野味回来”[3]。可见胤禛每次随围或多或少都会有所猎获。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之后,康熙皇帝秋狝期间命诸皇子值守京师,轮班避暑。未随围的皇子虽不能陪伴于父皇左右,却也可以尝到父皇猎获的野鹿。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值守京师的胤禛收到了父皇御赐的鹿肉,遂带领诸弟上折谢恩,以表达自己“不胜欢忭”的心情[4]。

  在康熙末年的木兰秋狝期间,康熙皇帝都会驻跸承德避暑山庄,他将山庄附近的狮子园赐给胤禛居住。在狮子园中,胤禛曾七次宴请乃父。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皇帝最后一次临幸狮子园,其时胤禛的第四子弘历也随驾避暑,康熙皇帝还特意传见了时为胤禛侍妾的弘历生母钮祜禄氏,连称她是“有福之人”[5]。一时间祖孙三代,和谐雍穆,与寻常百姓家的天伦之乐并无不同。

  此外,在秋狝间隙,胤禛还会陪同父皇赏花。避暑山庄中的很多花卉都是从别处移植过来的,比如胤禛笔下“独有金莲号”[6]的金莲花移自五台山[7]、“风过荷香带叶香”[8]的荷花移自敖汉[9]、“香飘仙桂拂层峦”[10]的丹桂则移自苏州[11]。

  在秋狝期间,除了承欢于父皇膝下,胤禛大部分时间都会在呆在狮子园里,过着“天下第一闲人”[12]的生活。他喜欢“闲中随展经千页,睡起新烹茶半壶”[13]的悠然,也享受“居闲漫谓全无事,一榻临风蝶梦长”[14]的惬意。他曾经“薄衾坐拥浑忘我,高枕倚吟别有情”[15],也曾“梦觉南窗何所事,独吟独酌尽从容”[16]。他表面上赋闲园中,实则谋划着争储的大计,暗中观察着自己政治对手的一举一动,这些秋狝中的“见闻”也为他继位后打击政敌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清】爱新觉罗·胤禛:《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法】白晋著,马绪祥译:《康熙帝传》,载《清史资料·第一辑》,页241,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康熙五十七年九月初二日胤禛等奏谢赏鹿肉折》,收录于《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页132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5]【清】爱新觉罗·弘历:《甲寅游狮子园·注》,收录于《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九十一,页7,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年。

  [6]【清】爱新觉罗·胤禛:《金莲花》,收录于《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三。

  [8]【清】爱新觉罗·胤禛:《湖亭观荷》,收录于《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五。

  [10]【清】爱新觉罗·胤禛:《中秋从猎塞外》,收录于《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三。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康熙五十九年五月初二日苏州织造李煦奏为遵旨送丹桂至热河折》,收录于《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页681,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

  [12]【清】爱新觉罗·胤禛:《雍邸集序》,收录于《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六。

  [13]【清】爱新觉罗·胤禛:《热河闲咏·其五》,收录于《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四。

  [14]【清】爱新觉罗·胤禛:《狮子园夏日》,收录于《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六。

  [15]【清】爱新觉罗·胤禛:《热河闲咏·其四》,收录于《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四。

  [16]【清】爱新觉罗·胤禛:《热河闲咏·其六》,收录于《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四。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龙驭上宾,胤禛承继大统,次年改元雍正。由于胤禛继位的过程扑朔迷离,学界对其继位的合法性也一直存有争论,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康熙末年储位竞争的白热化。

  康熙末年,除了胤禛以外,觊觎储君之位的皇子不在少数,其中皇八子允禩一党在争储之事上表现得尤为积极,故而康熙皇帝在世时便对其极为反感,曾多次斥责允禩,谓之曰:“党羽甚恶,阴险已极”[1]。康熙皇帝晚年虽对允禩集团中的皇十四子允禵颇为青睐,封其为抚远大将军,统筹西北战事,但这也不足以说明康熙有意将皇位传于他。至于胤禛继位之后,允禩集团仍“希图大位”,这令新君雍正皇帝感到了极大的威胁,故而雍正皇帝自继位起,便着手对允禩一党进行严酷地打击。

  从雍正二年(1726年)起,雍正皇帝连发多道上谕,历数允禩及其党羽的种种罪行,而在他为其政敌所罗列的种种罪状中,有不少是康熙末年木兰秋狝中的旧事。

  前文已述,康熙五十年(1711年)以后,诸皇子分班避暑。康熙皇帝因忌惮允禩结党之事,特意下旨命允禩不必轮班行走,每次秋狝都要将其带在身边,便于控制。允禵则罔顾康熙皇帝要求其他皇子轮班随驾的命令,每次秋狝都要随去,故而康熙谓之曰:“观尔抵死欲去之意,岂欲随朕,亦不过欲随八阿哥去耳”[2]。轮到第三班皇子时,康熙皇帝特下旨意不让允禵随去,允禵却抗旨不遵,还是随驾去热河了。到了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秋狝之时,恰逢允禩生母——良妃的两周年忌辰,允禩因此而留京,于是允禵也设法留在京师。对于允禵屡次抗旨之事,雍正皇帝在上谕中指责允禩不加劝阻,以致允禵多次忤逆康熙。

  此外雍正皇帝的谕旨中还提及了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允禩所犯的另一件事。允禵在其母妃两周年忌辰结束后,并未亲赴行在请安,只是派人告知康熙皇帝自己将在汤泉等候父皇回京,并给康熙送去了两只将死之鹰。康熙皇帝认为允禩是在讽刺自己“年已老迈,岁月无多”[3],遂怒斥其为“不孝不义”[4]。

  至于允禩的党羽鄂伦岱,雍正皇帝也在上谕中罗列他的种种罪行,其中之一便是在热河行围时对康熙大不敬。据胤禛所说,有一年秋狝时,康熙皇帝身体不适,随驾的大臣侍卫等都要求来请安。鄂伦岱非但不来请安,还与一众乾清门侍卫每日较射嬉戏。康熙皇帝曾在行围哨鹿时悉数其罪,并命侍卫鞭打了他[5]。

  以上秋狝诸事,皆是雍正皇帝上谕所言,但是否确有其事,笔者认为还值得商榷。就拿毙鹰一案来说,雍正皇帝的上谕中说此事发生在康熙皇帝自热河回銮之时[6],但根据康熙朝的《实录》来看,送毙鹰一事是发生在康熙皇帝去热河的途中,即驻跸遥亭之次日。而笔者查阅康熙这一天的《起居注》,并未发现与此事相关的记载。众所周知,康熙朝的《实录》乃是雍正皇帝命人所修,那么如此矛盾之语,却出自一人之口,又缺乏第三方的佐证,不免令人生疑。

  此外,允禵及鄂伦岱之事,《实录》中也并无记载。先说允禵,若是他真的一意孤行至此,康熙皇帝晚年又怎么可能放心地将西北军权交给他?将军权交于如此悖逆之子,岂不是为其创造拥兵自重的条件?再说鄂伦岱,从种种记载来看,他确是允禩的党羽无疑,但作为康熙皇帝的臣子,他应该不至于如此藐视康熙。康熙年间,鄂伦岱曾多次奉命前往太庙行礼,最后一次是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的十二月[7]。若此人如此不知礼数,康熙皇帝又怎会数次派其去祭奠祖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胤禛以康熙年间的秋狝旧事来责难允禩及其党羽,是为了让自己整治允禩一党变得更加名正言顺。在他整治允禩一党之初,朝野内外便有人认为他苛责弟辈,故而他需要拉上乃父康熙为自己辩白,证明康熙对允禩党人已是深恶痛疾,自己对之是忍无可忍,才加以整治,诚如他自己所说:“朕之是非,有关皇考之得失,所以不得不谆谆辩白也”[8]。至于他所举诸事,是确有其事,还是编造歪曲,亦或是有其事而夸大其词,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1]《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一,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乙丑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2]【清】爱新觉罗·胤禛:《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卷四,雍正四年二月初五日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清】爱新觉罗·胤禛:《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二十九,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清】爱新觉罗·胤禛:《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十八,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条。

  [8]【清】爱新觉罗·胤禛:《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三十一,雍正三年四月十六日条。

  胤禛继位后,终其一朝,都未举行过木兰秋狝。其子弘历在《避暑山庄后序》中曾写道:“皇考十三年之间虽为举行典常,面谕曰‘予之不往避暑山庄及木兰行者,盖因日无暇给,而性好逸、恶杀生,是予之过,必赢国际437437.com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行,习武木兰,毋忘家法’”[1]。

  依弘历所言,雍正一朝未曾举行木兰秋狝的原因是胤禛政务过于繁忙。此言不虚,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间,几乎每日都是“办事自朝至夜,刻无停息”[2],“天下几务,无分巨细,务期综理详明”[3]。但朝政繁忙并非雍正皇帝不举行秋狝的唯一原因。

  雍正皇帝在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初二日,因其五十大寿一事,发布过一纸上谕[4]。开头说自己事事效法康熙皇帝,因为乃父康熙不是每次过寿都要举行庆贺礼,所以今年自己也不举行。而后又接着说自己能效法乃父的事情,都会尽力去做;力所不及者,则要“黾勉于他日”。之后举例说明了自己力所不及之事,便是每年北巡并举行木兰秋狝。

  第一,便是政务繁忙。他说康熙皇帝在每年秋狝期间,依旧日理万机,与在紫禁城中无异。而自己不如康熙“睿思广运”,以致于“从朝至夕殚竭心力,尚恐经理未周,实无暇及于校猎行围之事。”

  第二,是不精于技射。他盛赞乃父曰:“挽强贯札之能,超越千古,蒙古见之,无不惊服”,而自己的技射,不如康熙皇帝。他的技射不精应是其视力问题所致。雍正皇帝继位之初,便需要戴着眼镜批阅奏折。在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初二,他曾给造办处下旨:“按十二个时辰的近视眼镜做十二副,再,那个时辰看得多的重做六副”[5]。可见为君后的胤禛视力并不是太好。其为皇子时,年纪尚轻,可能视力并不是很差,每次行围或许尚能猎获颇丰。为君后,每天要批阅大量奏章,可能导致其视力急剧下降,直接影响了其技射。木兰秋狝的目的之一便是威慑蒙古,若是让蒙古外藩见到当朝天子技射不精,又岂能达到威慑之目的?

  第三,是体力不允许。他说康熙皇帝身体特别好,“春秋已高,犹不减壮盛之时”,而自己的精力不如康熙。胤禛继位之时,年已四十五岁,人到中年,身体素质自然也开始下降,加之他日理万机,“唯以天下大计为重,此身亦不爱惜”[6],可能导致其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雍正七年,他还生了一场大病,一病就是两年。故而体力不够也确实是雍正皇帝不举行秋狝的原因之一。

  此外,在当日的《起居注》中,还记载了另外一个原因,即因允禩等人“密结匪党,潜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7]。笔者认为,这才是雍正初年不举行秋狝的最主要原因。至于雍正四年九月,允禩党人已悉数伏诛,但此后雍正皇帝依旧未举行秋狝,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还应该有以下三点:

  第一,是财力问题。秋狝大典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除了皇帝及成千上万扈从人员的正常开销,还有对蒙古藩王的各种赏赐以及大型宴会典礼的各种开销。而在康熙末年,国库是十分空虚的,这一点雍正皇帝即位前便十分清楚。他曾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8]。故而他继位之后便大刀阔斧地进行财政改革并整顿吏治,他的改革颇有成效,但是雍正朝也有两件事耗费了大量财力:一是雍正三年(1725年)开始扩建圆明园,二是长达六年的西北用兵。因此,雍正皇帝可能出于财力的考虑而不举行秋狝。

  第二,便是扩建后的圆明园可以满足雍正皇帝赐宴外藩的需求。康熙年间,每逢秋狝,都要赐宴蒙古外藩。雍正皇帝即位以后,由于前三年重孝在身,并未举行过宴会。他守孝期满后,于雍正四年(1726年)上元节首次在圆明园赐宴外藩[9],之后遂为常制。

  第三,是西北用兵牵制了大量人力。雍正七年(1729年)至十二年(1734年),雍正皇帝动用了大量淸廷和蒙古外藩的兵力去对付盘踞在西北的葛尔丹策零,这场长达六年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故而他无法抽出足够的人马去举行秋狝大典。其子弘历于乾隆六年恢复秋狝旧制时,也曾说过:“皇考两路出兵,现有征发,是以暂停行围”[10]。

  [1]【清】爱新觉罗·弘历:《避暑山庄后序》,收录于《钦定热河志》卷二十五。

  [2]【清】爱新觉罗·胤禛:《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三十三,雍正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朱纲进呈敬录训旨一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清】爱新觉罗·胤禛:《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十八,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条。

  [4]《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四十九,雍正四年十月庚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朱家溍、朱传荣选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页28,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年。

  [6]【清】爱新觉罗·胤禛:《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雍正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朱纲进呈敬录训旨一折。

  [7]《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四年十月初二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8]【清】爱新觉罗·胤禛:《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二十六,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10]《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六,乾隆六年二月壬寅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雍正皇帝胤禛虽然不曾以皇帝的名义主持过秋狝大典,但其与木兰秋狝却有着诸多联系。胤禛为皇子时,是木兰秋狝的重要参与者。在此期间的他,韬光养晦、蓄势待发,以“天下第一闲人”的模样蒙蔽对手、取悦乃父,最终如愿以偿地荣登九五。为君后的他,以昔年秋狝旧事来责难政敌,虽未可知确有其事,但也可窥得其政治斗争之手段,亦反映了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终其一朝,未行秋狝,是局势所迫,也是性情使然。其多疑的性情使其不敢轻易外出巡幸,也致其必凡事亲为方才安心,如此朝乾夕惕的天子,无暇秋狝倒也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