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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升平的人物故事

2018-12-13 04:09http://www.baidu.com四川成人高考网

  来到塘沽外围,我们进一步察看了地形,分析了对面的敌情,更加体会到军委和总部首长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打开作战地图一看,在东起塘沽西至张家口,东西长达400公里、南北宽约12公里、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的广阔战场上,我华北、东北两大野战军百余万人,像撒下了天罗地网,把军队约60万人马除塘沽的5万外,统统装进了这个大口袋,然后把口袋里的敌人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掉。这时候,平津战役第一阶段(1948年11月29日至12月21日)把敌人分割包围干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等5个孤立据点之中的任务早己胜利完成。第二阶段各个歼敌的任务也在顺利发展,从12月22日至24日,张家口、新保安之敌已被我军歼灭。下一个被歼对象就是天津之敌了。12纵(除34师)的主要任务就是紧紧卡住津塘之间的网袋口,既不让袋子口外的敌人啃咬我们的网袋,也不让网袋里面的敌人钻出来跑掉。同时,还要紧紧盯住网袋口外的敌人,不能轻易地让他们全部从海上溜掉。干部战士明白了这个道理后,才深深领悟到自己肩膀上的担子并不轻松。

  12纵进驻塘沽地区后,扫清敌外围据点的任务基本完成,只有新河车站还有敌人一个排,成为阻碍我军行动的钉子。

  在解放塘沽之前半个月的时间里,36师构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为了抢时间,他们轮班作业,昼夜不停,终于战胜了天寒地冻,各种防御工事和交通壕很快构成体系。

  同时,我师、团宣传队不断地向塘沽的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劝他们放下武器,弃暗投明。这对瓦解敌军的士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的敌哨兵看到当官的不在跟前,就悄悄地挥舞着军帽向我方示意,还不断有敌士兵偷偷跑过来向我投诚。

  1月15日下午3时,我军活捉陈长捷,全歼天津守敌13万人的捷报传到我们的阵地上,指战员们欢喜若狂。追歼塘沽逃敌的命令下达了,这个光荣的任务落到了12纵肩上。

  塘沽的敌人早就做了从海上撤逃的准备。平津战役的战幕拉开不久,蒋介石就命令他的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马季壮率大小舰艇数十只,开到了塘沽地区海域,归17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侯镜如看到形势不妙,几天前就悄悄地把眷属和贵重物资搬上舰艇,并向各师分配了渡口,免得撤逃时互相争船。天津一解放,蒋介石便电令塘沽残敌从海上撤逃。

  为了不让塘沽的敌人全部逃走,我108团配属107团三营和师属山炮营于16日3时向盘踞在材料厂的敌人发起了攻击。

  材料厂位于塘沽西端、塘沽铁路南侧、海河北岸。那里构筑有明碉、暗堡和其他各种防御工事,它控制着出入塘沽唯一的交通要道。盘踞在这里的敌人是独95师185团一个加强营。左侧是敌87军222师664团。津塘公路两侧是独95师283团。要完成追歼塘沽逃敌的任务,必须首先把材料厂的敌人消灭掉。108团命令担任主攻任务的三营配属团属82式迫击炮连,在北起津塘铁路、南至海河北岸占领进攻出发地,向材料厂东南侧实施主要突击,首先歼灭材料厂地域的敌人,尔后继续向城区发展进攻。三营受领任务后,以七连担任主攻,八连助攻,九连为预备队,并以营机枪连、团82迫击炮连编成火力队,集中力量直接支援七连战斗。战斗发起后,指战员们憋了半个月的劲,一下子爆发了出来。爆破信号一响,爆破手在火力掩护下,像离弦的利箭,猛向敌人扑去。前面的倒下来,后面的紧跟上,对敌人的碉堡、围墙实施了连续爆破。突击队乘着爆炸的烟雾,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往前猛冲。但接连三次爆破、三次突击,均未成功,七连遭至0重大伤亡。为转移敌人的火力,八连从七连的左翼向敌人反复冲击,侦察分队则从七连的右翼实施佯攻,结果也未奏效。为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重新组织进攻,拂晓之前,部队撤出战斗。

  16日天亮后,纵队司令员钟伟和政委袁升平在36师师长沈启贤、108团团长余致泉的陪同下,来到三营阵地上,亲自听取三营营长蒋顺学、副营长牛传珍的战斗情况报告,现场观察敌情、地形,了解到第一次攻击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歼敌心切,生怕敌人跑掉,在夜间没有选好攻击道路,炮兵也未看清射击目标的情况下,就仓促转入进攻。接受这次教训,我们要求继续进攻时,一定要在进行认真的准备,选好,攻击道路,组织好炮兵火力,切实摧毁敌人的碉堡和围墙防御工事之后,部队再发起冲锋,并组织轻重机枪压制敌暗堡火力点。同时,还把纵队炮兵团(除一营)配属36师指挥,连同师属山炮营,组成火力队,抵近敌工事前沿300米处直接瞄准射击,支援三营战斗。108团团长余致泉和副团长张长安,当即协助三营干部重新分析敌情,勘察了地形,标定了炮兵射击目标,选择了新的突破口和进攻道路,研究了步炮协同等战术问题。 十年内乱期间,山东军民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不是偶然的,它是党内篡权与反篡权斗争的必然反映,是阶级斗争的必然反映。“”加上他们的顾问康生,5个人有4个半祖籍山东(、康生祖籍诸城,张春桥祖籍巨野,王洪文祖籍肥城,姚文元随其老子姚蓬子长期混居青岛),这伙人妄想把山东建成江家王朝的“祖籍后院”,作为“复兴基地”,“突破山东,夺取华东,以至全国”。但是,他们把自己置于与党与人民为敌的地位,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1976年10月,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斗争下,反革命集团垮台了,“女皇”的美梦破灭了,山东军民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但是斗争并未结束。跟随一伙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压群众,保自己,阻挠广大军民对一伙罪行的彻底清算,阻挠对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同志在一伙制造的山东大冤案中欠了账,但却姿态不高,他们先后几次到山东,不作检讨,还给投机钻营的人定调子、出主意,说什么大冤案是“毛主席健在,周总理主持的”,妄图为一伙开脱罪责,为自己掩盖错误制造借口。山东军民及时予以识破,继续坚持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向党中央揭露和反映他们的问题。直到一伙垮台后的1977年9月中旬,在党中央和、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我才从囚禁中重见光明,立即投入了山东军民的斗争行列,向党中央揭露山东冤案的真象,问题才逐步得到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2月6日,党中央批复了同志和我的申诉报告,指出:“关于对原山东省委、济南军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的结论是不恰当的,应予纠正。”关于撤销袁升平同志“十大代表的资格,是不对的。”决定撤销1973年的35号文件。2月24日,山东省委写信给我和同志,谈到:“过去对你们的问题的错误处理,山东省委是负有重要责任的。我们的主要错误是,贯彻中央(1973)4号文件时,在地、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把你们二位同志作为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进行批评,是错误的。后来,‘’进一步插手整袁升平同志,妄图从袁升平同志身上打开缺口,打倒同志,搞乱军队,搞垮军区、省委和各级党委,为王效禹翻案,让‘’在山东的亲信×××一伙上台掌权,搞篡权复辟。我们没有识破‘’整袁升平同志的阴谋,错误地在全省开展了‘揭袁批袁’,不但伤害了袁升平同志,而且伤害了一大批部队和地方的干部、群众,在全省引起了混乱,造成了严重后果。”

  1979年8月24日,中央下达61号文件,向全党批发总政的复查报告,全面推翻一伙强加于我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平反恢复名誉。并指出:“由此而受到株连的同志和家属子女的问题,一律平反,必赢国际437437.com做好落实政策的善后工作。”至此,特大冤案才得到平反澄清,历史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

  真理是不可侮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我坚信,在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山东军民在新长征的斗争中,在总结和发扬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期间,我任济南军区第二政委、中共山东省委第二书记,与济南军区司令员、山东省委共事时,经历了一场同等人惊心动魄的斗争。

  中共九大以后,山东省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起色。对比之下,青岛的形势却落后了,干部群众纷纷要求省委帮助解决青岛问题。

  省委决定,由和我率工作组调查解决青岛问题。1972年11月,中央决定:请省委、袁升平、白如冰、秦和珍4同志和青岛去4名同志到京解决问题。

  我们到北京后,会议名称定为“山东青岛汇报会议”。但内容不是汇报青岛情况,而是揭发批判和我。会议完全由操纵,姚文元自称“中央委派解决山东问题的组长”,垄断会议。

  他们重点抓住九届二中全会山东7人联名“表态信”问题,把责任全部推给和我。他们的“逻辑推理”是:华北组简报是陈伯达点火;陈伯达的后台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的是“未遂政变”。你们支持华北组简报,就是支持陈伯达;支持陈伯达,就是支持;支持,就是支持“未遂政变”,就是“上了贼船”。从而把我们打成“死党”。我们说,“表态信”是党的会议上写的,公开写的,集体写的,为保卫毛主席写的,写给毛主席的。而且九届二中全会并没有揪出,事隔两年多以后的今天,出了问题,还以当时情况为罪证整我们,显然不能成立。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对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早有明确结论:“少数人发难,欺骗蒙蔽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后来,他们又说:“表态信”没有送给毛主席,送给了。我们说,信是按组织系统上交的,我们同没有任何接触。事后,中央专案组查明,华东组几封信落到手里,与我们无关。我们实事求是申辩,他们恼羞成怒,狠打我们的态度,说我们“不老实”。之后,他们又抛出一枚“重型炮弹”,骇人听闻地说:叛逃前的9月12日,毛主席路过济南时,“擅离岗位,借故不见毛主席”,“袁升平带着保卫部长携枪进入车站,企图谋害毛主席”。